悲剧引发的思考

1月26日晚上7点多钟，位于东京交通枢纽新宿附近的新大久保站站台上人来人往，拥挤非常。由于这一时间正是下班高峰，电车以每间隔2—3分钟一列的密度进进出出。下班的人群来去匆匆，大都是无暇他顾的样子。突然一阵电车紧急刹车发出的刺耳声音使喧嚣的站台一下子安静下来，紧接着便有妇女惊叫起来，“电车轧死人了！”不少人目睹了刚刚发生的惊险一幕：当内环运行的山手线电车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高速驶来，再有5、6秒钟就要进站的时候，突有一醉汉跌下站台。在这危难之际，只见从站台上相继跳下两名男子，他们力图把醉汉扶上站台，但终未成功，三人全被卷入电车下。三名死者的身份很快被判明。醉汉是个家住东京郊县的泥瓦匠，舍己救人者一个叫关根史郎，是个摄影师，今年47岁。另一个叫李秀贤，是个韩国留学生，才26岁。他们与被救者素不相识。

李秀贤和关根史郎舍己救人的壮举发生后，立即在日韩两国引起强烈反响。两国的新闻媒体全对这一悲剧事件做了连续报道。韩国报纸更以“杀身成仁”对李秀贤的行为大加赞扬。1月29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赶来为两位见义勇为者送行。森喜朗首相亲自参加了李秀贤的告别仪式，金大中总统也特意发来唁电指出，“我相信，故人充满正义感的人生，今后将伴随着韩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永存世间。”

然而随着人们对英雄行为悼念活动的深入，引发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首先，英雄们的行为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日本人情日益淡漠，漠不关心他人的社会现实。一位家庭主妇在参加李秀贤的告别仪式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几天前，由于下雨地滑，我也差点掉下站台，当时我曾想，如果我滑下站台，大概不会有人来救我。”一位日本读者在给韩国《朝鲜日报》发的电子邮件中表达得更加直接了当。他说，“如果我在现场，我只会默默地看着。”一位日本大学生说，“如果到电车驶来还有足够时间，说不定我也会跳下轨道救人，但像这次这么危险，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乘电车时我只注意不要给他人添麻烦就行了。”他的同伴说，“如果是我，我首先会去叫车站值班员，来不及时，我只有背过脸去。”

其次是人们在这一悲剧事件中再次遇到了一个世俗的话题：为了救一个酒鬼搭上两位优秀青壮年的生命值吗？我们无权对英雄的行为妄加评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李秀贤的父亲李盛大是位坚强的老人，在得知儿子英勇献身的消息后他一直强忍着心中的悲痛，不让眼泪滚下来。在告别仪式上他终于忍耐不住，道出了深深埋在心中的遗憾。李盛大说：“战时，我父亲先到日本，后来祖父也来了，并病死在日本。我出生在日本大阪，一直生活到6岁回国。我儿子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赴日留学，他的志愿是将来从事韩日贸易。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们四代与日本的联系就这样彻底地中断了，我感到非常遗憾。”

关根史郎留给人们的话题也不轻松。这位47岁的摄影师至今仍是个单身汉，他父亲不久前刚刚病故，身后只丢下一个76岁高龄的老母，叫人怎不痛心。

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悲剧能不能避免。李秀贤的母亲在得知儿子不幸身亡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地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日本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吗？各种交通安全设施和防范措施不是很完备吗？为什么连这样简单的交通事故都不能避免。我儿子的运动神经很发达，如果有可以避难的地方，他是会得救的。”许多日本人也提出了相同的疑问。日本交通部门的统计更为这一疑问提供了佐证。据统计，仅2000年上半年，日本全国就发生乘客掉下站台事故29件，死17人。乘客在站台上与列车相撞事故52件，死5人。